年薪1.67亿还被抓，清华学霸在小红书晒工资把自己晒进FBI通缉名单。
2024年5月，纽约南区检察官正式起诉TwoSigma前高级副总裁吴健，导火索就是那张“月薪1400万”的截图。
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
阴阳算法的双面人生
故事的主角叫吴舰，一个在圈内化名吴健的天才。他的履历闪闪发光：17岁就包揽全国物理与数学竞赛的桂冠，随后被保送至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。
这条学霸之路一路延伸至大洋彼岸，最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拿下了运筹学博士学位。
毕业后，他顺利进入华尔街金字塔尖的量化对冲基金——TwoSigma。吴舰在这里如鱼得水，凭借出众的才华，短短三年便从普通研究员晋升为副总裁，2023年1月更是荣升为领导研究团队的高级副总裁。
展开剩余85%然而，谁也想不到，一个本应代表理性与秩序的数学模型，正是在他手中，被秘密改造成了一台制造混乱与牟取私利的超级机器。
TwoSigma内部有一条铁律：为了分散投资风险，任何新上线的模型都必须与公司现有的模型保持足够高的“差异性”。这意味着，新的算法必须能提供独特的市场预测，而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成功策略。
吴舰深谙此道。他主导或参与开发的至少10个投资模型，在提交内部审核时，都完美地通过了所有差异性评估。
然而，这只是伪装的外衣。在这些模型的内核深处，吴舰动了手脚。他将一个名为“去相关性参数”的关键数值，悄悄修改得比报批时小了整整100倍。
这个参数的作用，就是确保模型独立思考。把它调到如此之低，无异于给一个特立独行的天才强行灌输了“随大流”的思想。
他的模型因此在实际交易中放弃了独立预测，转而精准地复制公司其他久经考验的、最成功的模型的交易策略。为了实现这一切，他利用了量化基金普遍存在的流程漏洞——测试与上线分离。
他向公司提交一套完全合规的参数用于测试和审批，可一旦模型正式上线运行，他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上另一套违规参数。
这种“阴阳算法”的设计，堪称对整个量化投资领域信任根基的致命侵蚀。它不仅是对技术的无耻滥用，更是对建立在数据和逻辑之上的金融秩序的一次蓄意背叛。
一张截图引发的血案
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戳破这个精心编织的技术骗局的，并非来自公司复杂的金融审计或算法监控，而是源于一次吴舰本人压抑不住的、近乎炫耀的冲动。
2023年1月，吴舰在一个名为“都是宝”的小红书账号上，发布了一张个人年收入的增长截图。截图上的数字令人瞠目结舌：2022年，他的总收入高达2350.9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约1.67亿元。
他还特意配上了一段文字，声称自己“不敢发朋友圈”，只想在这个没人认识的地方“偷偷炫耀”一下。这种欲盖弥彰的姿态，反而让整个事件充满了戏剧张力，也加速了它的传播。
这张图表还有一个细节：固定薪资部分几乎是一条直线，而绝大部分增长都来自奖金等非工资性收入。如此惊人的奖金数额，在惜时如金的金融圈里迅速炸开了锅。
到了2023年夏天，调查人员发现了蛛丝马迹：公司内部多个本应“各自为战”的投资模型之间，竟然出现了异常之高的相关性。当质询的矛头指向吴舰时，他起初还试图用“市场环境变化”之类的说辞搪塞过去。
他甚至在被问询后，偷偷登录系统，进一步修改参数，企图掩盖自己的操作痕迹，甚至将参数改回最初报批时的样子。但他忘了，在数字世界里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。他每一次的修改操作，都被系统日志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下来，这反而成了他无法辩驳的铁证。
眼看无法再掩盖，2023年8月，吴舰终于向公司坦白，承认了自己未经批准修改模型的行为。
多米诺骨牌如何倒下
吴舰的个人行为，就像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，激起的涟漪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席卷整个公司的系统性风暴，将客户、公司与监管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信任危机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。
他操纵的算法，就像一架失衡的天平。天平的一端，是公司的部分客户。因为这些模型的异常行为，导致他们的交易规模、频率和集中度严重偏离了预期，最终造成了至少1.65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。
作为欺诈行为的直接受益人，吴舰本人也通过这种方式，为自己攫取了数百万美元的额外激励报酬。
多米诺骨牌一旦倒下，就无人能幸免。TwoSigma为了平息客户的怒火，不得不自掏腰包，全额赔偿了客户1.65亿美元的损失。此外，为了了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，公司还支付了高达9000万美元的和解金。声誉与金钱，双双受损。
吴舰的“反击”也曾上演。他一度在2023年12月提起诉讼，否认自己对损失负有责任，甚至辩称“研究员未经批准修改模型是常见做法”，并计划反诉公司诽谤。
但这一切在铁证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。2024年，公司正式解雇了他，并取消了其800万美元的绩效奖金，但仍有高达1780万美元的现金报酬未能追回。
结语
吴舰案的核心，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贪腐或技术漏洞，它是一次利用顶尖专业知识，对整个系统信任的蓄意背叛。当驱动着万亿资本的代码失去了最基本的诚实，其破坏力将是指数级的。
在人工智能和算法交易日益成为主流的今天，吴舰“在逃”的结局，留下了一个远未结束的警示：我们该如何建立更有效的“防人”机制？
如何确保技术伦理与监管的脚步，能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？这不仅是对华尔街的拷问，更是对整个科技时代所有参与者的拷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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